与男权社会的媒体兴趣相关，女性写作特别容易沦为“事件化”的对象，其容貌、身材、个人形象气质往往与其作品一道成为“被看”的内容，而“看点”也会随时代审美风尚不断发生着变化。在20世纪90年代“美女作家”喧嚣一时的年代，文学搭售的是女作家“美颜”的便车，在人们的“审美疲劳”和私人化写作潮流越来越朝向媚俗化发展的情形下，对女作家的这一“事件化”方式也似乎开始转向。像80后的张悦然出道时被宣传为“玉女作家”，便是突出其“冰清玉洁”的气质以与徒有美貌的卫慧诸人拉开距离，郭敬明创办的青春文学杂志书《最小说》在炒作自己旗下的女作家时还会从时下娱乐圈的“自黑”中寻找话语资源②。也可以说，审丑的“事件化”方式作为公众对用滥了的“美女作家”的反拨，是符合追新逐异的媒体利益的。不光是搞怪、扮丑的照片，一切“非主流”的行为观念或身世经历，甚至残疾、贫困、死亡等，都有被“事件化”的可能性，“脑瘫诗人”余秀华诗歌的突然走红就是一个最切近的例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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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巩俐变村姑